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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出招支持民营经济 有市委书记当场公布手机号******
中新网2月4日电 题：【中国新观察】多地出招支持民营经济 有市委书记当场公布手机号
记者 李金磊
新春伊始，各地开足马力拼经济。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经济，成为各地不约而同的重点工作。
企业家是“自家人”，让企业家成为“座上宾”，“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各级政府要当好“店小二”……近日，多地召开“新春第一会”，出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措施，为民营企业助力，为民营企业家撑腰。
多地表态力挺民营企业家
“要着力构建亲清统一的政商关系，把企业家当成‘自家人’，让广大民营企业不再被‘潜规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孙绍骋近日在全区招商引资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上说。
“把企业家当成自家人”写入了内蒙古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内蒙古要求，真心实意为企业排忧解难，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在内蒙古掀起投资兴业的热潮、回乡创业的高潮。
民营经济大省福建，在春节后开工首日就召开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座谈会。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翼在会上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
“自家人”“自己人”的表述，彰显了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数据显示，中国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因此，要稳预期、强信心，关键是稳住民营企业的预期，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民营经济对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左鹏飞对中新财经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多地出招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经济，表明将进一步破除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切实保护好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使民营企业享有更为良好、更为适配的政策环境。
汽车制造资料图。中新网记者 李金磊 摄当好“服务员”，有市委书记大会现场公布手机号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如此要求。
新春伊始，多地纷纷表态，要为企业当好“服务员”“店小二”，想民营企业之所想、急民营企业之所急。
内蒙古要求，各级政府要当好“店小二”，切实解决工作“慢”的问题，不叫不扰、随叫随到，让企业家成为“座上宾”。
福建要求，多做雪中送炭、解难纾困的实事。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联系服务企业家，经常深入企业一线了解情况，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与企业家打交道、交朋友，做“君子之交”，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共同开创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
一些城市的党政一把手，在“新春第一会”上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据《中山日报》报道，中山市委书记郭文海在全市高质量发展大会上示意工作人员，把他的手机号码通过现场直播发布出去，并说：“企业有增资扩产需求，有总部建设需求，可以直接报给我，我和市长当好你们的服务员，当好你们的后勤部长，帮助你们以最快的速度落地项目”。
上海资料图。许婧 摄打出更多“组合拳”，优化营商环境再加力
优化营商环境是当前稳预期、强信心的关键举措，对于开好局、起好步意义重大。新的一年，多地继续锚定优化营商环境，打出更多“组合拳”。
在春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召开了2023年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大会，发布《上海市加强集成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
同日，河北召开全省优化营商环境企业家座谈会，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要求，用行政审批的“减法”赢得企业发展的“乘法”，让企业心无旁骛做实业、抓发展。
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在全省“新春第一会”上要求，实现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大突破，打造最优政务、法治、市场、经济生态、人文环境，让浙江成为贸易投资最便利、政府服务最高效、干部作为最担当、法治保障最有力、经济生态最健康的营商环境最优省。
吉林召开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项目建设大会，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指出，在比拼经济、竞相发展的新赛道实现争先晋位，必须抓好营商环境和项目建设。全面落实五级书记抓营商环境、省领导包保重大项目等机制，开展好“服务企业周”“万人助万企”“企业家日”和营商环境专项整治等活动。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础和前提。”左鹏飞说，营商环境与民营经济之间是典型的非线性螺旋关系，优化营商环境可以实现民营经济发展质量的螺旋上升。民营经济会获得更加广阔、更加充分的发展空间，从而有效应对我国经济发展当前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完)
东西问·人物丨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杨公子”。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梁思成、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不过，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他自幼不缺书读，不仅祖父有藏书，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杨念群的“野心”更是颇有杨、梁的气魄。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悲喜命运。  杨念群。受访者供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先请你介绍一下《“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这部新作品的缘起。 杨念群：以往二十年，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如果要摆脱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困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加以重新解读，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概念史”兴起的意义。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比如“大一统”，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其实古人讲循环，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 另外，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眼光向下”的热潮，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因此，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我试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中国新闻周刊：近二十年左右，“何为中国”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何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 杨念群：当然可归于“何为中国”这个话题范围之内，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 我一直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但历史上“中国”内涵不断发生变动，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常常是建立在“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对“中国”的使用，历朝历代均不相同。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中国”的频率相对高一些，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热潮，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中国”。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只从外部看“中国”，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因此，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中国”观念的演变，但不应局限于对“中国”本身的理解，而是应该把“中国”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  2022年12月，黄河壶口瀑布。吕桂明摄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却至今犹存不灭。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大一统’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杨念群：第一，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个人”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获得某种安全感，“个人”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这就为“大一统”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第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大一统”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当然，除了“大一统”外，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如“天下”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至于到底怎么落实，始终众说纷纭，语焉不详。第三，古代“大一统”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清朝的“大一统”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相，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大一统”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  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杜建坡 摄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母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杨念群：我理解你说的“母题”的意思是，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说得更直接一点，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政治动物”的。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类别，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至少“政治”作为“母题”，具有聚拢其他“主题”的典范作用。表现方式也是有“实”有“虚”，“实”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虚”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应该发挥想象力，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虚”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说，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但要想确定一个“母题”，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母题”的一个基本要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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